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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曦/文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于科技的发展首先要有热情。新事物刚出现时不一定能弄得很清楚，也不知道它动态发展的下一步，所以先要尽量采取相对友好的态度，给它们一定的空间。 ——周小川 余额宝是蚂蚁金服发展历史上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它帮助支付宝完成了从支付到金融的转型，为后来整个蚂蚁金服的金融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
莫干山会议 2013年初，浙江莫干山裸心谷酒店迎来了一拨从杭州来的客人。他们行色匆匆，刚住下没多久，就聚集到了酒店里的一个圆形会议室中。这些人都是支付宝的核心高管，齐聚于此是为了谋划支付宝的未来发展战略。这就是蚂蚁金服历史上有名的“莫干山会议”。 此前不久，支付宝已经确定将从一个支付公司转变成互联网金融集团，然而没人知道怎样在支付的土壤中长出一棵金融的大树，高管想通过这次业务会议来为今后的发展把脉。 莫干山为天目山之余脉，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位于沪、宁、杭金三角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重要的会议都在这个景色宜人的避暑胜地召开，如1982年和1984年两次国家层面上的“莫干山会议”，就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那么，支付宝的“莫干山会议”会为公司带来哪些改变呢？ 现任蚂蚁金服品牌和公关总监陈亮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清晰地记得，尽管冬天的莫干山天气很冷，但是高管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在彭蕾的带领下，大家畅所欲言…… 高管聊得最多的是公司未来的产品和业务形态：怎样和基金公司合作推出货币市场基金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如何与保险结合？支付宝未来要不要做清算组织？业务是否要涉足表外理财等监管上的灰色地带？是否可以做一个针对小微企业的公募众筹产品？如何构建一个开放透明的信用体系？……类似问题在两天的会议中不断地被抛出和讨论。 那时高管还没有清晰的金融业务条线概念，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有哪些产品可以做，这些产品能在社会上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像余额宝、芝麻信用、网商银行等一个个后来被人们熟知的项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的。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确定了支付宝未来的发展方向，二是因为会议上讨论的大部分产品在后来变成了现实。 除了产品的形态外，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公司的组织和文化建设，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支付宝的年交易额超过十万亿元，公司的人数不应该超过7000人。 更为关键的是，高管在会上还思考了“生态”这个词的含义。此前，支付宝对生态的理解是，“左手是银行，右手是用户，中间是商户”，银行、用户、商户和支付宝共同构成支付宝的“生态”。但是后来意识到，这只是“小生态”的狭义概念。未来，在从支付向金融领域扩展时，支付宝生态的范围和内涵将会扩大，物流、支付、保险、软硬件提供商、媒体甚至监管都有可能成为生态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未来业务更需要多方位、多维度考虑，未来公司的成功一定是其构建的生态体系的成功。 蚂蚁金服成立 在公司层面决定从支付向金融转型之后，2013年3月，支付宝的母公司——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宣布将以支付宝为主体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由彭蕾出任小微金服CEO。至此，支付宝从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变成了一个互联网金融服务集团。在集团成立初期，彭蕾特别强调“服务”二字的重要性。在她看来，“服务”蕴含了公司立足于现在，面向普惠金融，服务小而美的金融需求的愿景。 2014年10月，这家筹备完成的公司被正式命名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对于最终将公司名称定为蚂蚁金服，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公司是从小微做起，也只对小微的世界感兴趣，蚂蚁金服身上承载了太多小微的梦想，喜欢与更多小伙伴同行。就像蚂蚁一样，虽然渺小，但它们齐心协力，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在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上永不放弃。此外，“金服”二字也显示出蚂蚁金服不是一家传统的金融控股集团，“金服”二字，重在服务。蚂蚁金服希望既能服务“草根”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也能服务金融机构，并和后者共同为未来社会的金融服务提供支撑。 2013年2月25日，在小微金服宣布筹建之前几天，支付宝在杭州西溪宾馆举行了公司年度战略会，这个会议在每年年初召开，主要议程是各个部门讨论新一年的工作目标，同时提出需要公司支持的地方。 通常来说，马云不参加这种会议。所以，当他出现在会场时，所有参会人员都感到很惊讶。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马云发言讲述自己在春节期间对小微金服未来发展的思考。他告诉大家，小微金服的使命是打造一个公正、透明、开放的金融体系。 “今天说白了，做金融业务，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更看重的是在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在中国打造一个更开放透明的金融体系，”马云告诉大家，“如果是为了赚钱，今天，我们已经足够了。” 当时，支付宝面临的舆论压力很大，在进入金融领域之后，会不可避免地触碰金融企业的核心利益，互联网公司的“玩法”与金融机构不同，人们声称支付宝“高调”，外界对支付宝的评价是，“像互联网企业又不完全像互联网企业，像金融企业又不完全像金融企业”。 2012年初，监管机构叫停信用卡向支付宝账户充值的行为，这让公司很多一线业务人员感到迷茫，担心自己在外界看来是不是太“高调”了，创新的步子是否迈得过大了，进退略有失据。在关键时刻，马云再次希望支付宝的员工放下包袱，不要太过拘泥于这样的挫败，继续加快创新的步伐。 “我们没有办法躲在角落里。”马云告诉支付宝员工，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所谓高调和低调，唯一衡量的标准是能否实现愿景和目标。马云认为，如果小微金服要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公正的金融体系，外界就不可避免地认为其是高调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公司自身要做到开放、透明、分享、责任。马云希望支付宝能从小处着手，解决一点一滴的问题，不能因为过于纠结，而将自己的手脚束缚住。 马云以当年淘宝和eBay竞争为例，来说明支付宝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也不是为了打败而打败；不是为了和谁竞争，更不是为了革谁的命。支付宝真正在意的是满足用户需求。
在马云的眼中，金融的作用是解决贸易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因此金融应该回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不应异化成空对空的套利。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小的问题，没人管，没人做，我们去做。”马云鼓励员工去做不一样的事情，让老百姓和小微企业能够获得普惠的金融服务。他告诉员工，自己的梦想就是未来让中国的任何一位老太太都能得到和姜建清一样的金融服务。 在会上，马云给公司员工提了三个KPI的要求：一是创新能力；二是协同能力；三是“今天和明天”的能力。前两种能力很好理解，所谓“今天和明天”的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看员工为公司的明天做了什么事情；二是即便员工为明天做了事情，今天也不能一塌糊涂，员工今天做的很多东西，要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同时，员工不能只局限于今天所要做的事情，还要为明天未雨绸缪。在考核员工时，公司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在讲话的最后，马云说：“成立小微金服，你们不再是支付宝，这是第一；第二，不要老想着支付业务，中国金融服务的改善空间非常大。”在马云的眼中，当时支付宝做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他希望支付宝的发展能有更大的格局和视野。 如果说马云在2010年支付宝年会的讲话纠正了公司发展方向，那么这次他的出现则为支付宝从支付向金融进军吹响了集结号。出乎意料的是，在讲话快结束时，马云话锋一转，说了一句当时令很多人不解的话：“你们尽管去做，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客户的利益，如果要坐牢，我去。” 在2004年初，马云也讲过同样的话，那是要启动支付宝项目时。当时淘宝网虽然很热闹，但是线上交易很少，马云下决心推动淘宝的担保支付项目，因为这是构建中国电商信任体系的关键一步。正是这个决定造就了支付宝，在那天晚上从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给国内的同事打越洋电话时，马云就曾经说过：“如果要坐牢，我去。” “做业务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去坐牢吧。”这句话让坐在台下的很多人都不解。从后来余额宝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来看，马云的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 马云的话给在场的高管提了个醒：与其朝三暮四，不如踏踏实实做几个项目。但在当时，马云并不知道三个月后即将诞生的余额宝。
随后不久，余额宝的横空出世，给所有人展现了一个在支付之外的金融方面的无限可能。 祖国明与周晓明的电话 2013年6月21日晚，祖国明正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准备录一档关于余额宝的谈话类节目。就在节目开始录制之前，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原来，当天下午4：14，央视新闻频道在一条简讯中称，余额宝基金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部分规定，业务或被暂停。 同事和亲朋好友在看到新闻之后，纷纷打电话来想问个究竟。祖国明也蒙了，随后录制节目的几十分钟，他有点心不在焉。一录完节目，祖国明马上先给公司回电话，又给监管机构打电话询问事情的缘由，结果发现余额宝并没有被叫停，只是证监会要求支付宝尽快完善一些备案的手续。 原来，当天下午在证监会每周五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有关余额宝的提问时表示，“余额宝”业务中有部分基金销售支付结算账户并未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也未向监管部门提交监督银行的监督协议，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该发言人最后说，证监会已于近期要求支付宝就此次“余额宝”业务所涉及未备案的基金销售支付结算账户限期补充备案，逾期未进行备案的，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处罚。 证监会只是要求支付宝尽快完善一些余额宝备案的手续，央视新闻频道却误解为余额宝业务或被暂停，这才引起了当天的轩然大波。 作为余额宝项目组负责人的祖国明不敢怠慢。接下来的周六和周日，余额宝项目组开足马力加班，在下周一就将证监会要的材料提交上去，顺利应对了这次“备案门”危机。当时，祖国明没有想到余额宝会成功，影响会如此之大。 祖国明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北京市政府部门做过短暂的工作，后来在“联办”旗下的和讯网负责市场拓展和营销等业务。早在2006年，祖国明就曾经作为和讯网的业务负责人，和证监会基金部沟通过互联网基金销售的事宜。
在2011年春节前，祖国明以前的一位同事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到淘宝工作。这位同事当时是淘宝新业务部的总监，淘宝新业务部主要开展淘宝旅行、淘宝彩票、淘宝保险等业务。他们在生活、电商方面迅速拓展的同时，也想做一些和理财有关的项目，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淘宝理财频道，相当于在淘宝上建一个“金融街”，在这里金融机构可以销售保险和理财产品。因为看重祖国明在金融领域的经验，这位总监就想邀他加盟。 祖国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当时他已经年过不惑，在“联办”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也想换一个环境去发挥自己的能量，用他的话说：“再不动就动不了啦。” 2011年7月，祖国明正式入职淘宝。 到了新单位之后，祖国明给很多相熟的朋友打了电话，告知自己的工作变动，其中就包括认识了十年的老朋友周晓明。 谁知正是这个电话，为后来余额宝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你现在在哪儿？”祖国明问。 “去了一家基金公司。”电话那头的周晓明并没有直接说出公司的名字，但他告诉祖国明，自己还没有正式入职，等手续办完就告知去向。 周晓明的低调有他的原因。作为证券行业的“老兵”，在此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创业。之后，周晓明在家消沉了半年，虽然赋闲在家，但他时刻关注市场的动态，特别是看好互联网的发展前景。祖国明在淘宝网工作的消息，让周晓明眼前一亮。2011年，淘宝网风光无限，电商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周晓明心里隐约感觉到，通过电商来销售基金一定大有希望。 就在两人通完电话的两周后，2011年8月，周晓明来到天弘基金出任首席市场官。从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到首席市场官，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是他不肯服输，准备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这时，两个老朋友突然发现彼此间的契合度非常高：祖国明要在淘宝的理财频道上销售基金，而周晓明去天弘基金负责电商与互联网等新渠道的拓展。 两人的联系一下子热络了起来，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很多问题，例如淘宝基金要干什么，基金公司应该怎样进驻淘宝，等等。 2011年9月，周晓明带队到杭州淘宝总部拜访淘宝网总经理姜鹏，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见面之后，周晓明开始积极推动天弘基金成立电子商务小组，而在此之前，天弘基金在电子商务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回去之后，天弘基金立即推出了一款针对互联网销售的分级基金产品，但在沟通中双方发现，在淘宝上销售基金还存在一些资质上的障碍。此前，中国基金业的销售主要通过银行渠道，虽然2011年6月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明确了基金销售机构的资质要求，打破了银行的“垄断”，但是对于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基金销售依然没有开闸。 而在当时，业界对于淘宝销售基金存有很多疑虑，不管是传统的银行渠道，还是刚拿到基金销售牌照不久的基金销售机构，抑或是基金公司自身，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担心淘宝店铺会对自身流量产生冲击。总之，大家都把淘宝当作一个潜在的对手，担心淘宝做起来以后自己就没办法做了。 对于电商平台销售基金这个新事物，监管机构心里也没有底，证监会为此多次组织交流、调研，祖国明就发挥圈中人脉优势，率领业务团队努力去沟通。2013年5月，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又过了几个月，直到2013年10月底，淘宝网终于获得了开展业务的资格。这时，淘宝网才可以通过店铺的形式来销售基金。 但在2012年，周晓明和天弘基金通过淘宝网来销售基金的愿望暂时落空了。祖国明还记得，当时天弘基金的产品没办法在淘宝网上销售，周晓明索性在淘宝内部员工中兜售了起来，为此他还专门在支付宝进行了基金产品的宣讲，但是参加听讲的人并不多，那时很多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年轻人还不知道分级基金是做什么的。 对金融产品感到陌生是整个社会的普遍问题。当时，人们熟悉的投资产品通常是股票。基金虽然曾经在2005年和2006年股市大涨时火了一段时间，但之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投资者的热情也逐渐减弱了。 在周晓明继续为网销基金的事情奔波之时，祖国明在阿里巴巴内部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变化。在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调动工作是家常便饭，因此内部有一句话叫“拥抱变化”，每当员工的工作发生变化时，这句话就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这既是服膺公司价值观的体现，也成为聊以自慰的说辞。总之，所有人都要随时做好工作调动的准备。 2012年4月，祖国明从淘宝新事业部调到了支付宝，开始负责基金团队。过后才知道，支付宝当时正在申请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祖国明就投入了基金支付牌照的申请过程中，当时这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此之前，只有银行与证券公司能进行个人基金投资业务的三方支付。2012年，证监会开通了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发放，一些第三方支付公司也可以去监管机构申请从事基金申购及赎回业务。在这项业务中，基金投资人通过第三方支付来进行相关操作和转账，接着再由第三方支付和基金公司进行信息的对接和资金的结算。 一个月之后的2012年5月，支付宝获得了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拿下牌照以后，祖国明和基金公司接触得就更多了。他一方面希望能给基金公司提供支付渠道；另一方面也在游说基金公司来淘宝网开店，为今后淘宝理财频道开办基金业务做准备。 二号项目 当时，支付宝虽然因快捷支付而变得顺风顺水，但受困于一个由此带来的“幸福的烦恼”：有了快捷支付后，用户虽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支付，但是很少有人往支付宝账户里充值，这就导致支付宝在银行的备付金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长。 当时，集团的战略部发出了一种声音，认为快捷支付把支付宝的账户价值做死了。
“没有钱，账户就不是账户，而是账号，这跟淘宝的账号没有任何区别。”类似的声音在公司内部不绝于耳。 当时，支付宝有用户事业部、商户事业部和金融事业部。用户事业部负责C端用户的业务，商户事业部负责商户的业务，而金融事业部主要和银行进行沟通。用户事业部和金融事业部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用户事业部强调账户的价值受到减损，而金融事业部则竭力维护快捷支付。 负责快捷支付与银行谈判的袁雷鸣觉得，这种将责任推到快捷支付身上的观点有失偏颇。在他看来，快捷支付的开通与账户价值的下降没有直接关系，反倒是有了快捷支付，用户往账户里存钱更方便了。 为此，他还向高层现场演示，如果不用快捷支付，单纯用网银把钱充进账户需要一两分钟；如果用快捷支付，输入密码后银行账户里的钱就进入了支付宝账户余额。因此，账户没有钱并不是因为有了快捷支付，而是账户本身没有给用户带来价值。 两种声音交织在彭蕾的耳边，她一方面看到了支付成功率的显著提升，肯定了快捷支付给支付宝带来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注意到支付宝账户余额的停滞不前，觉得支付宝账户的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 当时摆在支付宝高管面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支付宝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高账户的价值，而提高账户价值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给用户在虚拟账户中的余额些许利息，但是监管机构不允许支付机构这么做，因为如果这样做，支付机构就变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银行，但用户的这种需求始终存在。二是支付宝希望降低自身的备付金规模，当时，央行已经开始就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征求意见，并准备按照支付机构的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这样，支付宝出于自身财务和流动性方面的考虑，也希望用户降低虚拟账户中的资金余额，从而降低自身的备付金水平。 初来乍到的祖国明，也在和同事一起寻找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很快，大家就得出结论：波动小、收益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是一个好方向。 2012年九十月，祖国明开始和基金公司讨论如何降低支付宝的备付金水平。不同的基金公司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基金公司想让支付宝直接拿备付金去投资基金。如果这样做，支付宝替客户管理保证金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何况监管机构也规定客户备付金是不能拿去投资的，因此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 这时，周晓明和天弘基金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首先，天弘基金的管理层非常看好互联网渠道；其次，当时天弘基金的规模还比较小，只有一百亿元左右，相比一些规模大的基金，其配合度更高，而天弘基金本身也急切地希望能通过这个项目实现“弯道超车”。他们更多地从支付宝的角度考虑问题，想的是怎么能帮助支付宝服务好用户。 双方的沟通开始逐步升温，天弘基金的团队来杭州拜访，支付宝的团队也去北京拜访。在经过多次沟通之后，一个基本的框架模式也逐渐浮出水面，即“货币基金+支付消费”的模式，从业务层面讨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双方的共识也逐渐达成。 这时，祖国明把整个方案跟公司做了汇报。 最后的拍板则缘于一个饭局。 2012年12月22日，天弘基金总经理郭树强拜会当时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樊治铭。当晚，双方共七个人在东三环边的北京环球金融中心西塔二楼国锦轩吃饭。樊治铭是在那次会面上第一次听说天弘基金，当时天弘基金在业界排名第九十多位，在行业里没有什么名气。 席间，郭树强把项目进展情况向樊治铭做了全面的说明，谁知他讲了没几分钟，樊治铭就打断了他：“郭总，不用说了，这对用户是好事，必须马上做，尽快做。” 支付宝和天弘基金的合作关系因此确立。双方确认将合作打造一款“货币基金支付”产品，支付宝希望用户拿这个产品也能在淘宝上购物。 2013年春节以后，支付宝新财年规划出炉，公司决定正式将货币基金项目立项，因为双方的合作在2012年12月22日拍板，樊治铭因此将其命名为“二号项目”，祖国明和周晓明分别作为支付宝和天弘基金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共同指导项目的开发。后来，项目组的成员还为这个项目专门取了“二”字开头的花名，如祖国明叫“二大爷”，周晓明叫“二师父”，还有“二嫂”、“二熊”，等等。所有人都在不计得失地很“二”地做事。